学术丨刘亦师：新中国早期的清华大学校园规划研究（1949—1966年）
2024-10-08 17:38
学术丨刘亦师：新中国早期的清华大学校园规划研究（1949—1966年） 原创 刘亦师 建筑史学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校园规划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但实证案例并不多见。基于丰富翔实的一手史料，本文重新梳理综述了其间清华大学校园4次规划的具体内容，发现这一时期历次规划的目标、原则、内容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其嬗递演变既侧面反映出规划专业的成熟过程，又是不同时期政治形势和教育政策的空间转译和物质呈现。
大学校园的规划与建设是一个持续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虽然大学经常面临扩建和改建，但人们却始终希望一所大学的人文传统能被提炼出来并延续下去。因此，针对我国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历史研究有其特殊意义：通过不断发掘新史料，历史地考察校园空间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并分析其特色、整理关键人物的历史贡献等，形成对校园规划传统及空间环境的全面认识，从而指导当下的规划和建设。同时，研究视野的扩展如梳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也能将之与校园空间建设建立起联系，从而加深对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并受到高度重视。按照苏联的经验，高等教育作为培养国家高端科技人才的基地，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参与全球竞争等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新设立了一大批工科院校，同时中华民国时期已具规模的大学也相继扩建，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急速上升。以清华为例，新中国成立时学生总数2300余人，至1952年院系调整后增至5078人，而至1960年已超过12000人。至1955年底全国新建校舍总面积达520余万平方米，“比1949年前旧中国50余年间所建筑的高等学校校舍面积总和还超过214余万平方米”，足可见高校事业发展的迅速。此外，新中国成立前的私立大学和由外国人兴办的教会大学，1952 年后都在很短时间内被转入由高等教育部统一领导的新体系中。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内建筑期刊曾多次对典型的新建校园规划和建筑进行介绍，并根据当时的建设经验总结出规划设计的若干原则，如选址、分区，以及在旧有校园基础上的扩建和艺术性等问题。但较长时间内均以新建校区的案例介绍为主，缺乏对校园发展内在规律的讨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兴起校园规划和研究的热潮，但因为意识形态区隔导致缺乏素材和对史料的裁选难以保持均衡，西方的校园规划理论与历史专著罕少涉及同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校园建设。而苏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围绕建筑类型书写的建筑史著作中，多未将校园规划和建筑作为单独的类型加以系统研究，仅限介绍莫斯科大学等新校区及其主楼而已。这一客观事实也阻碍了学界推进有关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历史研究。
我国对近代以来大学校园规划设计历史及理论的系统研究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清华大学的研究。罗森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清华大学校园建筑规划沿革（1911—1981）》一文，将清华自建校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建设发展划为6个阶段，对应着6次主要的校园规划。在此思想指导下，魏篙川完成了题为《清华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研究》的硕士论文。这些研究的结论在此后的清华校史论著中被广为引用，但因当时的研究条件所限，这种分期只勾勒出清华校园发展的若干标志性大事件。此后涉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校园规划的论著数量虽夥，但观点和主要参考的史料种类仍未挣脱出上述研究的框架。
现有成果多将注意力放在清华校园规划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缕列出每一阶段的具体建设内容，但对构成完整的历史链条的过程性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怀。但只有合而观之，才能更全面真实地呈现校园空间演进的历史图景。例如，上述研究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校园发展缕列了1954年和1960年两次规划，它们实际上均是当时教育政策迁变在校园空间上的反映，而1954年前清华还经历了两次较小规模的规划，即新中国成立初至1952年由校务委员会开展的一些应急性建设，和之后在全国院系调整大背景下由“三校建委会”主持的建设。这两次建设不但改变了清华校园的空间格局，而且积累了经验并培养出一批技术人才，为之后清华的校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研究视野和方法方面，基于对苏联大学校园规划模式及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发展脉络的研究，能加深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决定各次校园规划的原则和方法的时代背景并比较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变迁的原因。此外，现有文献罕少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清华校园建设的具体情况，对1954—1960年间与校园规划密切相关的铁道迁移的过程也多语焉不详。最近，笔者在清华大学校档案馆和建筑学院资料室整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与这一时期清华校园建设相关的一批一手资料，这批资料提供了颇多细节。此外还对曾参与其事的老教师进行访谈，力图使这一段历史丰满、立体起来。
总之，随着研究的进步，在研究视野、方法、史料方面更新对既有研究的认知，扩展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重要承前启后时期的清华校园规划研究，则能更深入地分析1949年以后清华历版规划的原则和实施状况，以之为例也可以窥见这一时期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基本模式及其思想、方法、实施步骤等具体内容。
苏联教育与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其目标是“普及基础教育、根据国家计划有效地配置人力，并培养意识形态的接班人”。苏联政府在教育领域取得过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高等教育方面尤其举世瞩目，取得了很多尖端技术的领先地位。苏联教育系统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输送了大量合格劳动力，是苏联参与全球争霸的重要基础。
苏联经过多年实践发展的高等教育模式颇具特色。除为数不多的综合性大学（如莫斯科大学）以外，全国高校主要分为多专业的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工业大学两大类，前者多位于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城市，而后者则旨在培训从事国民经济特定部门如矿业、石油、钢铁等方面的专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我国享有盛名的莫斯科建筑学院就是一所土木建筑专科学院。
苏联高等教育的学制为5—6年，通常前3年左右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之后1—2年时间用于继续某一专门化方向的学习，最后20—25周时间用于毕业设计。苏联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发展直属中央各部委的单科性工业学院。为了领导的方便，在管理上这些学院以系为基本单位，进而设置了分野严格、细致的各种专业，有效精简了大学的管理和组织，适应了苏联当时“迫切需要培养精通一门专业知识、毕业后能立即到生产第一线发挥作用的人才”的形势。但正如西方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模式下的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全国划一，强调的是服务苏维埃国家利益，并不鼓励学生发展个性；此外在教育体系上过分偏重专业学习，忽视了文化基础课和人文素质等培养。
这一模式作为先进经验相继被东欧国家和我国所接受，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我国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多仿效欧美式“博雅”教育，至1952年“旧的通才教育开始转变为新的专业教育”。此外取消大学中“学院”一级的设置，“高等学校中以系为管理单位，以专业为教学的主要机构”。我国的“专业”一词，虽然中华民国时期已用于教育领域，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苏联影响下才成为高校教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影响至今可感。
苏联大学校园建设最杰出的成就是位于莫斯科东南郊的莫斯科大学新校区，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平面为“ж”形的主楼建筑。莫斯科大学（后简称莫大）成立于十八世纪，老校址位于与克里姆林宫隔街相望的闹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亲自选定位于当时尚在开发中的列宁山为其新校址，并指定将莫斯科战后兴建的8座高层建筑之一用作该校主楼，“这一大厦的建造是党、政府和斯大林同志关切苏维埃科学进步的动人表现”。莫大主楼高达260米，中央部分高26 层，用于地理系、数学系等教学用房和礼堂，两翼配楼各高18 层和9 层，分别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6000间单人宿舍，最外两端则是高12 层的教师公寓。
应注意的是，莫大新校区并非仅主楼一幢建筑，其东北和西南各为化学系和物理系（图1）。以主楼为中心，规整地排布着整个莫斯科东南区的各个街坊。但不可置疑的是，莫大将教学空间和生活空间合而为一，创造了校园空间组织的全新模式和教育建筑的新形象，成为莫斯科的重要标志，也象征着苏联的国家力量。莫大新校区和莫大主楼对我国新建高校的空间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1953年就开始建设的钢铁学院。以高大、宏伟的主楼统率校园主轴线，在其前后形成教学区，布置规整、对称的教学楼，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划原则和设计手法。
我国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虽已开始积极学习苏联模式，但没有马上废止通才教育模式，尚在探索新的方法和方向。至1952年初才开始以院系调整和系统的教学改革为主要手段，全面贯彻苏联模式。其结果，形成了综合大学、多专业的工科大学和单科工业大学组成的高校体系，并且仿行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学时制替代学分制，采用“学校- 系- 教研组”的管理结构而废止了此前普遍采用的“学院制”，以专业为基本教学单元的“教研组”组织教学。同时，各工科学校使用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采用类似苏联的五年制学制（清华的建筑学等少数专业为6年），即头1—2年为基础课，之后为专业课和专门化研究，最后以20周左右时间做毕业设计。这些高等教育方面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的改革，也随之深刻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初社会主义大学的空间形态上。
从1948年底清华园获解放到1951年底，是清华在中央发出全面学苏号召之前的一段探索时期；此后到1952年底蒋南翔到校任职之前，则处于全面学苏的初期，成为全国院系调整最早的试点之一而添建校舍。短短数年间清华经历了两次规划。二者的共同特点，除都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外，还均在中华民国时期建设的基础上，一边见缝插针在老校区的空地上添建新校舍，一边集中向校园西北方向发展。由于招生数量激增，宿舍和教室需求孔急，而建材和施工力量不敷使用，这一时期建筑质量和设计水平尚不及新中国成立前的校舍。本节先简述背景，即新中国成立前清华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历程，总结其规划特点，延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校园发展。
清华自1910年开始校园建设，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校园面积陆续扩张，已经历多次全校范围的规划，形成了独特的空间和文化特征。举其大端而言，清华校园经历周诒春、罗家伦、梅贻琦历任校长的建设与扩充，基本形成了以教学区居中、学生宿舍区和职工宿舍区在其外围的空间布局。其中，教学区以大礼堂和大草坪一带的红砖建筑为核心，工学院建筑群（多为青砖）位于二校门迆西。
清华学校初创于1909年，当时由于没有职业建筑师的参与，顺随地形相继兴建了校内最早的建筑物如清华学堂、三院（初中部）等，缺少明确的轴线年间，在清华校长周诒春扩充“留美肄业学校”为“中央大学”的宏图大略和已收并近春园的背景下，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Murphy）根据周的指示，制定出清华校园的整体规划。墨菲的新规划将清华校园分成两部分：位于校园东部的清华园将完善成为中学部，以新建1500座位大礼堂为中心，另建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即著名的“四大工程”。这一校园规划采用的是当时美国流行的“杰斐逊式”（Jeffersonian style）校园规划模式，创造出以大礼堂为统率的第一条轴线，他设计的大礼堂等西方样式建筑（系按周诒春的要求）成为清华的标志性建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清华的校园面积渐次向西和向南扩张，修建了新林院（新南院）和普吉院（新新南院），清华的校园规模扩大到1600余亩。1928年北伐成功后，清华成为教育部直管的国立大学，设立文、理、法学院。在当时校长罗家伦主持下，由杨廷宝制定1930年的规划，加建图书馆（二期），并设计了生物学堂、气象台及明斋等学生宿舍，意在有步骤地向西开发近春园一带。罗家伦去职后，继任校长梅贻琦一方面添补之前规划中拟建的校舍如化学馆等，另一方面在二校门附近新建工学院建筑群，后者以灰砖建造，延续了清华早期红、灰砖并存的风格。
这一时期的建设在清华园和近春园两地并举。经过此轮规划和建设，清华校园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基本形成教学区居中，教职员住宿区和学生宿舍区分置南、北的新格局，三部分分区明确、联系密切，这些原则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规划遵循不替。自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清华的界址再无大的扩张。相对新中国成立后向东拓展的新校区（“白区”），清华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形成了包含清华园和近春园、以大礼堂和大草坪为核心的老校区，也称“红区”（实则红、灰砖并置）（图2）。
在新中国成立后至1952年底以前，清华校务工作由校务委员会主持。由于纵贯南北的京绥铁路紧邻清华园东界，西侧则为圆明园所阻隔，新中国成立后至1952年前仅向东南略加扩充，而规划部门迟至1955年才划拨原京绥铁道以东的一小块土地给清华。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清华的发展方向一时无法确定，只能暂时向校内尚空旷的西北一带添建校舍，在这里修建了众多宿舍和西大饭厅（图3，图4）。这一时期仍有一些建筑如第一教学楼、西大饭厅颇为人称道，成为几代清华人的校园回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的第一次规划，但为时甚短，相关资料所存无多。
1951年底政府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首先于1952年初调整合并北大、燕京、清华三校，为此成立了直属教育部管理的“三校调整计划小组”。在此机构之下，以三校原有的基建力量为基础联合组成了“三校调整建设计划委员会”（下称三校建委会），梁思成任主任，负责校内的新建设（图5）。由于原北大建筑系已并入清华，清华建筑系的教师组成了建委会的主要技术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建筑系教师一直深度参与校园建设，蒋南翔曾指出清华的规划和建设有建筑系和土木系师生参与是其取得成功的公开的秘密。
高教部当时的指示是“因陋就简、造临时性房屋”，并要求在1952年秋季开学前完成近70000平方米的建设任务。三校建委会的工作方式是总体规划（“总图”）和具体建筑设计同时进行，但由于赶工期，总图尚未完成时，“建筑设计已完，工区就已放好灰线”，导致总图中着眼全局的安排常被工地以正在施工为由阻拦，“反转来要总图迁就他们”。经过此次教训，三校建委会的各级人员才深刻认识到总图的重要性，绝非“空洞的、不会有大影响的东西”（原文加重点号），而是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建设工作之灵魂”。苏联专家穆欣在评价三校建委会的建设时也指出，分析某幢建筑的选址及建筑群的配置等具体问题，“只有总图有权力和有可能来答复这些问题”。“总图原则性不强，指导性就削减”，这已是参与设计人员事后的共识。
三校建委会检讨其总规划“没有提出什么艺术原则，排下房子就算数”，化学馆和善斋间新建的宿舍就是“体形上效果恶劣”的典型范例。此外，“差不多所有总图中都无详细道路系统，更无绿化计画”，定方向和竖向设计工作也颇为草率。苏联专家曾参与此次规划并提出修改意见，除认为宿舍等建筑要组合成院落（周边式）布置外，更指出规划工作方法的种种不足。穆欣总结说：“目前的总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它没有清晰地表示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不能从它获得感念；其次，它没有通过适当的程序加以审核批准，因而实际上是不能发挥其指导性作用的。”这些经验也成为此后的数次规划的重要借鉴，如重视和完善总图、加强和健全设计机构和审批程序等。同时也说明这一次的规划对后来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由于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私营的设计和施工机构都已歇业，因此建筑系、土木系、电机系、卫生工程系等共500多名师生被动员参与建设。在极端缺乏经验的条件下，经过此次锻炼产生了一批将来清华校园规划和建设的中坚力量。迟至1954年，清华仍在自行施工修建校舍，并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技术部门，负责校内基建工作及此后代表校方参与专业施工单位承建的校舍工程。
清华校园的历次总体规划“都是在校长直接领导下制定和实施的”。1952年秋清华由校务委员会改为校长负责制后，新清华的第一任校长蒋南翔在此后的校园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蒋南翔不但参与擘画校园的总体规划，并积极促成了当时紧靠清华园东墙的京绥铁路的迁移，为清华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蒋南翔于1952年12月31日从团中央调任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全校兴革大计”14年之久。蒋南翔在就职演讲上指出“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在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已基本完成、准备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时代背景下，蒋南翔主持了全校从学制、教学方式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的巨大变革，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
在校园建设方面，蒋南翔到任后就先后设立了校景委员会（1953年4月）和基本建设委员会（1953年5月），后者由蒋南翔亲自担任主任，旨在领导校内外的基本建设，其下后来又增设各种分支机构如专门从事校内工程施工的建设工程委员会和“负责学校总平面的设计、建筑任务分配及组织，并监督基建工作之进行”的建筑规划组，后者又演变为基建委员会技术室（处）建校组，在之后十多年校园建设的规划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根据高教部核准清华招生的人数计算，当时清华现有面积不敷使用，因此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于1954年将京绥铁路以东的一片农地划归清华建设新校区，以解决“近年学生人数增加极快，基本建设任务须相应扩大”的问题。“向东发展”从此成为清华的战略方向。但紧邻清华东墙的京绥铁道纵贯在两块用地之间，将新老校区分割成两半，“对该校总体规划极有影响”。如铁路不改线，“至少需要四个或四个以上的东西交通道（天桥或隧洞），车辆行走不便，对来往人们的安全亦不利”，此外铁道的震动也给精密仪器实验和日常教学等带来不利影响。更主要的是，由于清华园站正位于新校区南部，对将来在新区建设的主楼及其前广场易形成阻隔，遮断了主楼轴线与城市的连接。因此清华校方于1954年12月正式向高教部和铁道部提出向东迁移铁道线 京绥铁道线及就清华园站房
铁道部在颇长一段时期内不同意迁移铁路。在1956年8月的一封回函中指出该段铁道“将成为北京枢纽重要的直径线”，短期内不宜迁动。更重要的是，“我部曾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研究，附近皆系文教区，无处可移”。铁道部因此建议修建若干地道跨越铁路，而实验室“也可斟酌情况迁移别处”。但不久之后，由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改组而成的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正式复函铁道部，指明铁道线“应当设法迁移，……建议将该段铁路迁移至西距清华大学约180公尺、东距八大学院约200公尺地段”。此后经蒋南翔等人与高教部及铁道部反复协商，在高教部承诺负担迁移铁道线的全部费用的前提下，铁道部于1956年底最终以“京包线清华园站迤北线路穿过清华大学中心区，对于该校精密仪设备及实验工作有较严重的影响”为由，同意了迁移铁道线的提案。
由于经费问题，向东迁移铁道线和清华园车站的工程延至1958年动工、1960年告竣，迁移部分铁轨长度共3.5千米，包括清华园火车站及其他“上部建筑”。这说明，从最初动议到最后实现，经过了6年时间，期间清华的校园建设已经历了1954年和1960年的两版规划。同时，旧清华园站房随铁道线被东移，清除了清华新校区与城市之间的阻隔，从而围绕将来建设的中央主楼为起点形成直通长安街的南北向轴线，确定了正在建设中的西北郊的另一条城市轴线
新中国成立初清华校园的总用地面积约110公顷，1954年时清华共7个系、46个专业，学生总数5207人。根据高教部指示，1954年“建管局批准自旧区铁路以东发展，新拨发展用地176公顷（东西1000米、南北1700米），作为进行扩充校舍用地进行规划”。在此情形下，基建委员会制定了该机构建立后首个校园总体规划方案。
完成于1954年11月的《总体规划任务书》，首先提出本次规划的9 条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体现出人民首都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其校园建设“一方面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代表着新时代”，将清华的物质空间环境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直接联系起来。因此，校园必须“表现出雄伟、壮丽、简朴而庄严”的气魄，具体的规划和建筑设计“要显示出统一性、完整性”。此外，从城市规划角度特别提出清华的发展“必须起着与城市紧联的作用”，同时与周边各学院在布置和处理手法上调和一致，“以科学院为中心，紧密地相连，与北大构成文教区主要部分之一”。
这一规划也反映出当时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显著影响。在校园布局上，因出现在新、旧两个校区分别布置教学区的问题，规划中按照苏联教育模式，在新区拟建的各系系馆“主要包括实验室、该系三、四、五年级教室、研究生教室、系行政及教员工作办公室”，而“为一二年级服务的公共教研组留在路西”，“大一、二教室（面积）由教研科提出计划”。新、旧校区因此各自承担了不同的教学任务，据此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区域，便利开展教学。
此外，1954年《总体规划任务书》的一份名为“20—25年总体规划建筑及用地面积计算方法”的附件，参考苏联的设计定额和高教部颁发的面积定额，以师生人数为依据，按照课时数量、课程类型（一般课程、实验课、画图课、毕业设计等）、各建筑类型的人均面积等，详细计算出校园建设的类型和总面积数。以实验室面积为例，计算方式有两种，即“按每周实验20次之每次人数占用面积”或按实验机具及操作规程所需的最低面积计算。另如学生宿舍按大一、二学生4人间，每间净面积20平方米；大三、四学生2人间，每间14平方米；大五、六学生单人间，人均建筑面积9平方米。这些指标都是根据苏联经验修订的，体现了苏联规划中分类量化的影响。
在具体的建筑设计中也体现了苏联的影响。如1956年开始的主楼设计，以其柱网尺寸为例，当时采用4 米×7.5米的尺寸适应了学苏期间教学用房的要求，即每间教室面积30平方米，三间可合成布置扶手椅的大班教室（90人），也可作为一个小班的绘图教室（30 人），而两间合在一起则正好是一个小班的习题课教室。
《总体规划任务书》确定后，基建委员会下设的建筑规划组开始规划设计。规划工作的开展正当蒋南翔向高教部和铁道部要求迁移铁路之时，尚不知何时能实现，但是铁道以东的新校区建设的总原则是使新旧校区成为整体。因此，如何联系新旧校区、并围绕拟建的主楼在新校区布置校舍，就成为之后具体规划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5月，总共形成了上百种方案，并根据优选方案制作了模型（图7）。这一轮规划中最重要、也是直接影响到将来校园规划和发展的成果，首先是研究了新旧校区的各种联系方式，“一方面和旧区很好的联系，一方面要越过小溪及铁道的矛盾”，最终采取了一条顺溪流走向略微弯曲的贯通东西大道，直接与城市道路相衔接，此即今日清华的东西主路（“清华路”）（图8，图9）。
其二是确定了主楼的选址及其类似俄文字母“ж”的平面形式，此后由关肇邺先生主持设计的主楼就是在此基础上深化和不断修改而成的。根据任务书提出的要修建一座主楼作为“全校的中心”，且遵照“与城市相紧联”的原则，方案组分别讨论了主楼正门向南和向东布置的多种可能性（图10）。后者虽与拟建的城市道路和其他学校联系更便捷，但轴线难以取直、前广场狭促，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最终采用了南北向轴线将主楼布置在适中位置，并使轴线如莫大主楼主轴线那样远逾校园之外，成为引导新城区发展的一条主要道路。这条轴线两侧的教学楼为各系系馆，虽平面形式各不相同，但在轴线两侧排列齐整、建筑样式统一，体现出任务书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大学庄严、宏伟的气魄（图9）。
综上，1954年规划确定了通过二校门和主楼面前、连接新旧校区的一条东西干路，此外定出两条与城市相连的南北轴线：原京绥铁道线将被改建为校内南北干道，以及待建的中央主楼前宽宏绵长的主轴线。之后，随着校园建设的进行，又在东西干路以北的教学区和学生区各规划了一条横贯两个校区的道路，新校区形成“两纵三横”的格局，“新区面貌开始形成”，在空间结构上几能并肩于成熟的老校区，尺度则宏阔得多。
1954年底清华向高教部提议迁移铁道线年起向东发展”。但由于铁路动迁毕竟牵涉太广，在决议之前，铁道以东的新校区于1955、1956两年间只陆续修建一批1—2层“质量不够好”的实验室如焊接馆、锻压铸造车间和一些锅炉房等，而这一时期的重要建设仍集中在老校区，如1954年学生宿舍1—4号楼和第二教学楼相继落成，1956年大礼堂东侧的新水利馆竣工。这些都是由借调至基建委员会的建筑系教师（周维权等人）主持设计的项目，细部丰富、质量很高，也延续了清华老校园红砖建筑的传统。
经过1952年至1956年全面学苏，以1957年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开始主动探索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尤其对待他国经验“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对之前的苏联模式进行调整。在1958年1月31日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的高校大力开办工厂和作坊的指示，之后精炼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的教育方针。全国高校开始在校园内建起各种实习工厂，清华更率先提出将学校建设为“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的三联基地”。
与此同时，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于1958年初骤然兴起，在村庄里推行家庭劳动社会化，出现了幼儿园、缝纫所、敬老院等设施，“使得几千年来屈伏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此外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为号召组织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旨在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思想。在“”运动的热潮下，这些农村取得的经验被迅速引入城市，也直接影响到高校的空间形态和建设内容，各大学“将逐渐过渡为以先进科学、文化为中心的人民公社”。
在新的历史任务下，1959年底清华校党委开始筹划符合中央教育方针和“”形势的新规划（图11）。当时清华已发展为11个系、学生12058人，“8年远景规划中初步拟定学生人数约25000人”，校园建设规模将扩大一倍。在校委会提交北京市委的总体规划提纲上，曾提出要划拨圆明园的一部分“作为研究所及特殊实验室建设区” ，同时用作校园绿化的苗圃。此议虽未被采纳，但在南口地区“建立原子能反应堆、喷气技术、流体力学等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试验基地”，以及在八达岭等地建立休养区供养病和干部轮流进修等要求，确在后来陆续实施。此后，清华的发展不再仅限于“校本部（东、西校区）”而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建立起试验基地和疗养所，这种做法实际沿袭了苏联大学在校外建疗养院等机构、补助教工福利的做法。
新规划从1960年2月正式启动，由基建委员会下的建校规划组负责具体工作，建筑系规划教研室吴良镛、谢照唐等教师带领1960年毕业班的同学以之为毕业设计课题，于1960年6月完成了规划文本和各种图纸。新规划开篇申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校园的第4次规划，提出6条规划原则：1）综合规划教学、科研、生产和生活的用地。2）按教学、宿舍、教职工住宅和后勤分为4个功能区，“其中首先满足尖端科学技术在教学上发展的需要”。3）便于化生活。4）力求校内园林化、河网化和市政工程及路网完善化。5）建筑布局要朴实、宏伟、美观。6）远景规划与近期修建相结合，建设相对集中。这些原则中，有些延续了之前的规划思想如分区、分期规划和建筑艺术要求等，但也出现了利用规划和建设促进集体化生活和培养思想等内容（图12，图13）。
与之前历次规划不同，新规划“结合毕业设计”，动员了建筑、土木、水利、电机、无线个系的师生，不但开展了细致深入的调研（图14），而且利用本校专业设置齐全的优势，“共同组成10个专业、工种的规划大兵团”，除建筑和道路的布局外，还首次完成了竖向、给排水、绿化、热化及气化规划、电网规划、弱电（包括广播站、电话局等）等专项规划，均在文本中辟专章加以论述，并附具图纸。这些工作是蒋南翔所提倡的“大兵团作战”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新一轮规划的重要基础资料。
各专业规划中较有特点的是绿化规划。该部分将清华校园的教学区和居住区作为全市绿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图15），同时为响应当时中央人民公社化和“大地园林化”等号召，提出“绿化要结合教学和公社生产”进行规划，并且“种植要大片形成，要能反映出的雄伟气魄和集体主义的精神面貌”。此外河湖系统规划也颇体现当时“敢想敢干”的浪漫精神：规划拟在已改建为露天游泳场的西湖的基础上，再挖掘南湖和东湖。同时，除加深加宽现有河道外，新开两条河道，既加强与西校区河道的联系，也成为主楼前的主要景观之一，“向东经主楼前广场，到我校东界折向北通东湖”，解决东校区水面缺乏以及排降雨水的需要。因此，“校内游艇可以从河道通向东湖、西湖及南湖”，试图用校内河道解决部分师生通勤问题（图16）。开掘南湖和东湖及新开河道的设想虽未实现，但可见本次规划的范围和深度已较之前历次大为提高。
1960年规划中着墨最多的是建筑空间布局。在分区上，遵照将学校建成三联基地的总原则，提出以系馆为中心，“采取各系成团规划的原则，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建筑集中在一起，各系形成较完整的三联基地”。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内容、需用房屋类似的一些系组织成“协作区”，同时在中央主楼即将竣工的背景下，对全校各系在空间布局上进行调整：“工物、工化、无线电协作区布置在主楼东部一带，数力、动力、自控、机械协作区布置在主楼南干道两侧，而建筑、土木、水利协作区结合新建筑及现有建筑考虑设在主楼、土建基地和现有水利馆一带”，“充分发挥我校多科性工业大学的优越性”。
教学区的建筑布局即对轴线空间序列的处理是本规划的重要内容。为了体现“大学雄伟气魄”的特征，在拟挖掘的东湖南面布置5000座的大礼堂和两座展览馆。其位于主楼轴线的北端，又处于教学区与学生宿舍区的交界处，形成校园新的公共活动中心，“为便于组织和领导学生的集体活动、政治活动、宣传教育活动等创造条件”（图17）。总长800米的主楼轴线贯穿整个教学区，而东、西校区由主楼前后的3条道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建筑设计上，“教学区的建筑特点是体量大、间距大”，主楼前布置了能容纳2000人集会的大广场，道路红线米，确实体现了蒋南翔所要求的“宏伟气派”。但因空间过于宽阔、用地不经济，主楼南面道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规划中改为100米，最后缩减为65米。但此轮规划确定了在主楼前围绕“T”型广场组织空间布局的重要原则，至今仍清晰可感。
在学生宿舍和职工居住区的规划中，凸显了集体生活的重要性，“按校和系的组织为单位来安排”。清华教职工及其家眷人口总数根据调查已达17000人。在当时要求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大背景下，响应中央“生活集体化、家庭劳动社会化”的号召，扩建现有幼儿园、小学，儿童全部住园和住校。因此，建设规模“每人的居住定额以9平方米计，假期回家的儿童以每人4平方米计”，将居住区作为清华大学公社的组成部分进行规划，“改造过去资产阶级小别墅、小花园，建设公社大楼、大花园”（图18）。
1960年规划制定时，两处重点工程——中央主楼和精密仪器系大楼（“9003工程”）的主体框架均已修建，至“文革”前夕竣工投入使用，展现了清华校园在新时代的面貌。虽然主楼前的各幢建筑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修建，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要建设大多集中在东校区，印证了1960年规划中“首先保证东区教学区的形成”这一原则。在校本部以外的昌平“200号”工程（今清华大学核研院）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工程，也体现出总规的“首先满足尖端科学技术在教学上发展需要”的原则。
蒋南翔总结清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曾提出过著名的“三阶段、两点论”：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一阶段以学习美国为主，之后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 年以前学习苏联为主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在中央提出新教育方针后的发展；对既有经验的评价为“做过的好的要有勇气坚持，不合适的也要有勇气来否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新中国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由上而下地发动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高等教育在1952年后也被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被誉为“红色工程师摇篮”的清华大学是当时首都唯一的多科性工业大学。蒋南翔来校后全校气象一新，不但积极贯彻国家的教育政策，设置了诸多“高、精、尖”、与国防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专业，还提出新口号、试行新方法，如“大兵团作战”“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等。当时的清华在高等教育界可谓执牛耳者。
在这样一个能代表新中国教育成就的大学里进行规划和建设也自然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在国家层面，清华规划的制定者清楚认识到其意义，“一方面代表新中国，一方面代表新时代”。具体言之，清华因接近中央，其学科建设和制度安排明显反映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与发展，在校园规划等物质建设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如1954年版规划和1960年版规划各自标志着全面学苏时期和探索中国教育道路时期校园规划的重要成果，且前两次规划均是过渡时期的产物，虽然发生了种种错误，尤其格于形势在探索发展方向时出现偏差，但那些错误很快得以矫正，终究为之后的规划活动积累了经验和培养了人才。
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这几次规划，能发现它们都力图脱离前一时代的痕迹，而体现当代的新要求，并且“逸出外国的常轨而独立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然而正如“两点论”所表达的，前一时期的优秀遗产就成为后一阶段规划所延续的对象，如大草坪一带新建的第二教学楼和新水利馆，完善了这一区域的建筑布局，使空间形式更加完整。这两座新建筑（设计人均为周维权）的入口均被处理为连续的三拱券，与墨菲设计的大礼堂（1922年）和杨廷宝设计的图书馆二期入口（1931年）在形式和比例上均极相似（图19）。而苏联的教育制度和规划方法的影响则更非短时间内可轻易改弦更张，其影响直至今日仍触处可感。
在更大尺度上，新旧校区的联系和协调是自周诒春时代以来清华校方一直孜孜以求的建设目标。近春园校区曾被长期废置，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围绕纵贯荒岛的南北轴线开始逐渐开发，建成了新设立的新兴学科如生物系等，再以数条东西向道路联系两个校区（总占地共110公顷）。从1954 年规划开始，再次出现东、西两个校区并置的问题，即如何将新校区与老校区相联系，此后历次规划无不力图“使新旧区成为整体”（1954年），强化其联系。历版规划中反复申明应统筹考虑两个校区的关系，并采取分期建造、逐步改建的方式进行，同时注意相对集中建设。在铁道线未决定迁移前，主要的建设集中在老校区，而新校区的大规模建设开始于1957年，相继落成西配楼、东配楼和工程物理馆。此外根据现实情况，将新设立的系和高、精、尖专业如工程物理、工程化学、无线电等自设立就布置在东校区，而将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安排在老校区。东校区在较长时间内虽也像近春园那样未得到充分开发，但这一大块“储地”为清华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基础物质条件。
受苏联斯大林时期规划的影响，清华在历次规划中都要求以气魄宏大、格局规整来传达意识形态的含义，通过艺术处理上的节奏感和严整性，体现高校和国家的其他部门一样，其建设是整个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示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莫斯科大学新校区及其所在的莫斯科西南区的规划为清华及正在开发的北京西北郊“文教区”规划提供了范本（图20）。莫斯科大学主楼是容纳了教学和师生住宿功能的高层建筑，它不但与莫斯科旧城和其他几幢高层建筑遥相呼应，也确定出莫大新校区和整个西南区住宅街坊的主轴线年总体规划任务书中也明确了清华的主楼不但将成为全校的中心，更被赋予塑造城市景观和天际线年规划时又被再次强化，并围绕“南起五道口、北至东湖”的长达800米的主轴线布置教学区，道路和广场均尺度宏阔，体现“体量大、间距大”的特点，实际是为取得视觉和心理上的震慑。1955年和1959年“反浪费”“反复古主义”运动曾反复冲刷整个建筑界，而1960年规划仍采用这样的高指标，体现出塑造国家形象的政治需要。这些超出实际、华而不实的部分，在当时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也在后来的规划中被取消或调整。
此外，受限于困窘的经济形势，将就措置是这几版规划的另一共同点。三校建委会时期的多数建设本以五年为限就要拆除，此后在历版规划中都一再申明要拆除二院（清华学堂以北的数排平房）和前期盖成的半临时性建筑，但均不了了之（图21）。但是，蒋南翔到校之后特别重视建筑质量。1932—1937年蒋曾在清华园学习，熟知老清华校园由墨菲、杨廷宝、沈理源等人设计的校舍，认为正是这些高质量的建筑构成了清华独特的空间品质和人文特质。他批评了片面节约的观点，认为“我校1952年所修建的一批学生宿舍和教职员宿舍，过于简陋，不安装暖气设备”，虽然建设时节省了投资，但维护时花费更多。蒋因此提出厉行节约必须要和“长远的观点和实际效果”结合起来，成为清华建设的指导思想。此外，蒋南翔在各种会议和谈话中都要求在校内的重点工程中采取较高的标准，并在校园建设上体现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成就和“气魄”。
在校园中提供学生和教职员宿舍实行共同生活，是我国近代大学的传统之一，学生宿舍区和教职工住宅区历来是校园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宿舍和住宅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福利之一，集体生活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意味。为了加强思想教育，清华的历次规划都在宿舍和居民区中特意安排了集体生活的内容。如三校建委会时代修建的一公寓、二公寓，房间内部取消厨房和炉灶，而以连廊与食堂相接（图22）。1960年在“”运动和实行城市人民公社的背景下，清华的居住区规划除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配置完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以解放妇女劳动力外，更按照“系为单位安排教职工的集体生活”，修建若干幢包含了小型俱乐部、商业点、服务站等设施的公社大楼，并拟在当时房屋较少的蓝旗营一带率先实施，最终将整个清华建成一个城市人民公社。
1960年版规划是清华截至当时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规划，虽然包含着一些超出实际的目标和内容，但整个工作是建立在深入详实的调研和对既有资料审慎、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的。1960年的总体规划制定后，校园建设依据“8年远景规划”按部就班进行。虽然这一规划在特殊年代中辍，但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制定的新一轮总体规划及之后的历版规划的指导思想，正是在1960年版规划的基础上调整、发展而来的。
1960年版《总体规划说明书》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校园经历了4次规划。根据其重要性及影响，可将之归纳为“两小”（新中国成立初期及“三校建委会”时期）和“两大”（1954年和1960年），以后两次为主。这些规划的内容和程序的逐渐完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规划专业的成熟过程，而其原则和内容的嬗递演变，则与蒋南翔总结的“三阶段”相应和，是不同时期政治形势和教育政策的空间转译和物质呈现，映射出时代征候。
1954年和1960年两次“大”规划均是在蒋南翔主校时期完成的。蒋南翔不但特别重视校园规划工作，组建了专门从事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基建委员会，而且在重要工程上多次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指示和要求。在他主校时期，清华明确了跨越铁道向东发展的战略，并大大提早实现了原本预期达15—20年之久的京绥铁路及其站房迁移工程，为清华新旧校区的整合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蒋南翔特别重视总图的作用，屡次说不能“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没有规划”，而他主持的两次规划不但基本确定了学校的发展范围和功能分区，也塑造出不同既往的新清华形象。其魄力远见和历史成就如争取储地、扩充机构、主持兴革以及重造清华的空间形象等，与二十世纪初周诒春任命墨菲设计四大工程、将清华园和近春园统一规划、试图将清华建设为“中央大学”等举措颇为相似。但蒋南翔主持下的多次规划，持续时间之长、建设量之大、范围之广，则远迈前人。
如前分析，这一时期历次规划的目标、原则、内容等有很强的连续性，体现出建设“真正社会主义大学”的总意图。至于规划方法，受苏联的影响，将大学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以人均指标为准配置建设的内容和数量等方法是一以贯之的。1960年版规划中虽然增加了“三联基地”和城市人民公社等内容，但之前在规划中采用的具体方法仍沿用不替。
上述这些原则和方法也是当时中国高校规划中曾普遍采取的方法，而清华真正开始东校区的规划和主楼建设为时较晚（1954年），正是充分汲取了前期各校的经验才完成的。但清华事业规划的定位是与国家工业化高精尖部门密切相关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因此决定了其空间规划如用地指标、配套种类和建筑质量等必须与之相配套，竟致一条重要的铁道线为之迁移。以清华主楼及其前的广场和轴线为例，其用地宽绰远较同时期周边建成年代较早的那些新专科性工业大学更加气度恢宏，不仅因为“清华是培养市镇建设者的地方，大家对清华的环境是要另眼看待的”，更重要的是清华作为新中国教育成就的集中代表，需要藉此显示社会主义大学的“气魄”并折射出国家形象。这种高指标和强烈的政治意指也使得清华虽然被公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校园规划思想的典范，是时代校园建设成就的集大成者，却只能高山仰止、无法复制，“全国乃至北京其他地区都不能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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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亦师.新中国早期的清华大学校园规划研究（1949—1966 年）[J]. 建筑史学刊，2021，2（3）：135-148.
原标题：《学术丨刘亦师：新中国早期的清华大学校园规划研究（1949—196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