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你真的弄明白了吗？

2024-08-29 10:52

　　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的大热考点，因为相关热点事件频出，去年各院校对于非虚构写作的考察频率超高。这一知识点非常密集的出现在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这些题目里。考题具有深度和广度，对知识储备及运用能力都有一定要求。

　　今天的推送根据“非虚构写作”的重点命题方向，为你整理了一份可以直接用来答题的专题，从答题角度到语料、案例，每一个知识要点都值得反复学习。

　　“非虚构写作”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52年，美国《纽约人》杂志发表了罗斯 (Lillian Ross) 的长篇作品《影片》 (Picture) ，是较早的非虚构作品。随后，美国作家卡波特(Truman Capote) 基于一起发生于1959年的真实凶杀案，创作了小说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 ，被公认为“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

　　这类非虚构作品可以说是西方“新新闻主义”潮流下的产物。“新新闻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初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的新闻写作主张，它将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相结合，把文学的写作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这类作品被称为“新新闻报道”，或者是“非虚构小说”。它的出现与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是对现实理性的一种挑战。从新闻学的角度看，这类作品带有明显的文学和主观色彩，不符合传统的新闻报道的定义；而从文学的角度看，它的纪实性很强，又有文学创作的痕迹，偏向于纪实性小说。

　　在狭义上，非虚构写作指的是美国六十年代兴起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样式和体裁，在广义上，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之为非虚构写作，或“第四类写作”。非虚构写作具有以下特点：写作和采访周期较长，成本较高；相较于报纸，杂志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推动这一写作类型的发展。

　　叙事方式的灵活运用对于写一篇非虚构作品来说尤为重要，它可以使文章更具故事性，也更具吸引力。在《少年杀母事件》中，林姗姗运用插叙、倒叙、顺序等手法，加上大量的人物对话、情景、心理描写和长短句的交错运用，使人物表现极富戏剧张力。

　　此外，时空叙事也是非虚构写作中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非虚构写作者可以策略性地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实现对空间和事件的调度，建立文字与影像的蒙太奇，打破时空的连续性，呈现出世界的荒诞感。如卫毅所写《莫言的国》，将手表作为一个物理线索，串联起作者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调动，形成了一种时空的蒙太奇。

　　对于非虚构写作者来说，客观和真实是写作的前提，他们必须用冷静的态度和克制的笔调去讲述一个故事，并用采访到的内容和捕捉到的细节丰富故事的内核。优秀的写作者们通常会运用大量的细节描写，尽可能地去还原故事的本质。

　　例如赵涵漠在《永不抵达的列车》中就详细记录了在甬温线动车事故发生的前一刻人们在车厢内所做的事情。包丽敏《无声的世界杯》则讲述了一群农民工在街边看对面夜总会大屏幕上看世界杯比赛的故事，通过许多细节的描述点出无声的不只是屏幕，更是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们。

　　非虚构写作的文本不仅着力于告诉读者现象背后的故事，它还呈现了各个利益群体的复杂性，它试图还原当时的是非语境，并梳理社会机理，寻找一种新的可能——对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

　　如新京报记者罗婷所写的《江南弃儿》，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历史大背景下小人物选择的无奈。

　　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让人们的阅读、写作和交流习惯发生改变，个体的表达欲望被极大激发。非虚构写作的叙事主体不再局限于作家、记者，而有了平民化的趋势，各个媒体平台开始鼓励普通人提起笔杆，写出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冲突。

　　2017年，新媒体机构刺猬公社、每日任务和AI财经联手举办了“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面向全国高校学生征集作品。写作者通过展示不同个体的生存景观和生活态度，对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进行解构和补充，作者亲历的现场感和平民视角，往往带给受众震撼的文化反思。

　　当今的媒介环境和社会思潮助推了个体的表达空间，而转型期的中国，则为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非虚构写作在微观上强调个人的亲历和体验，又在宏观上主张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和观照。这就让非虚构作品成为以个体经验表达公共经验的“社会公器”，通过对现实的书写，反映出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变迁。

　　在我国非虚构作品的典型著作《中国在梁庄》中，作者梁鸿以微观纪实的手法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在新媒体平台上，尽管非虚构作品在篇幅和体例上无法企及前者，但也往往暗含以小见大的主题思想，借由一则故事的陈述或一个人物的描摹，管窥的是当代人事的状貌特征，反映了某种集体心理或社会问题。

　　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迅速迭代的互联网传播技术，为当下非虚构作品的叙事方式提供了拓展的可能性，各个平台可以生产更加多维立体、互动融合的非虚构作品。除了传统的文本内容，影像、声音和其他技术元素，都可以用来丰富非虚构作品的表现力。

　　界面新闻所推出的新媒体产品《箭厂》，稳定地生产多媒体叙事作品，推出了一系列视频、文字和图片相结合的特写故事。

　　在流量逻辑当道的新媒体时代，非虚构写作也面临着在选题逻辑上过度追求传播度的问题。判定稿件的标准，不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一系列数据指标，甚至有一些平台直接将打造“爆款”当作追求的目标。早在19世纪末的美国黄色新闻浪潮中，媒体从业者就已经发现了普通大众对腥、星、性内容的偏好，时至今日，受众的心理结构并未出现巨大改变，猎奇内容在新媒体时代仍旧有市场潜力。因此，一些非虚构平台开始将目光聚焦在奇闻逸事、凶杀犯罪、情感纠纷等冲突色彩强烈的话题上，尽管这些事件真实存在，但却有明显的策划痕迹，在赢得注意力的同时，也在传播价值上打了折扣。

　　非虚构平台的变现方式比较有限，绝大多数是通过贩卖影视版权盈利，例如《时尚先生Esquire》推出的作品《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由于故事情节紧凑、冲突感强，很快被高价买下影视改编权，成为业界兼具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成功案例。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考虑作品的“卖相”，普遍采用影视化的强情节推动方式，但也容易让叙事结构落入套路化的窠臼。甚至有一些非虚构写作团队会专门将以往作品进行拆分，研究情节起伏和叙事技巧，以公式化的思维进行写作，这样生产出来的内容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久而久之也会让读者心生疲惫。

　　面对复杂纠结的议题，写作者需要沉浸到多个场景中进行信息采集，与不同当事人进行长谈，梳理出故事的线索，然后再用笔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作为采访对象，叙述者会有意无意地对回忆和想法进行裁剪，提供的信息本身就有局限性；另一方面，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的情感、立场和态度都影响着内容的走向。尤其是，非虚构作品强调文学性的修饰，很容易让作者将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包裹在文字描述中进行呈现，这样的介入，难免会对作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影响。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非虚构写作大军中时，如何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并将叙事主体的位置摆放准确，仍旧是一个理论难题。

　　面向未来的非虚构写作，首先要有更富社会责任感的选题策略。非虚构写作不仅是叙事层面的技巧性变革，它的诞生与当代社会的复杂图景密不可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整体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和资源也在快速重组。这样的时代特征，是娱乐化、消费主义和架空历史的快餐文学所不能描述的，非虚构写作者应当承担起反映时代变革的责任，在可读性和深刻性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更好地发挥作品的公共性。

　　如在2016年帝吧出征事件后，《智族GQ》的记者何瑫观察了这一网络社群成员的心理机制，并还原了他们宣泄集体愤怒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因素。最后发现，李毅吧从早期善于思考、勇于批判的自由组织，逐渐变成娱乐化、情绪化、充满权力规则的虚拟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现实社会的缩影。

　　区别于短平快的新闻快讯，非虚构作品对时效性的要求并不太强，一篇非虚构稿件的操作时间可以长达几个月，因为写作者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收集资料、与写作对象沟通，只有获得足够充实的细节和写作素材，才能对故事本质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

　　例如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出版了《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三本关于中国的非虚构著作，每一本都是在中国某地长期定居、观察和体验之后，将积累的素材打磨成作品。对议题的深度沉浸一方面要求作者本身能够沉心收集和消化海量信息。

　　另一方面，这也与不同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有关。近年在非虚构领域表现出色的《时尚先生Esquire》和《智族GQ》等，往往能给记者充足的时间、经济和人力支持去操作长线选题，同时保持着相对较慢的出版节奏。而绝大部分新媒体和自媒体是无力支撑这种产品模式的，可见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也是优秀作品的前提条件。

　　未来的非虚构写作还需要作者拥有跨学科的视角。非虚构这一领域，本就处于文学、新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地带，也涵盖着图片摄影、影像记录等多种艺术形式，这就要求写作者能在不同的疆域中进行探索，在方法、内容和形式上做出跨界融合。用文学性的写作手法进行叙事建构，用新闻调查的态度进行事实核查和信息获取，在历史资料中研究不同时代的精神特征和社会生活，也要深入田野，关注人类的生存际遇和生活状态，并在呈现方式上不断创新，这样才能保证非虚构作品的持久创造力。

　　“非虚构”写作接续了其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的传统，为普通人作传，将底层人物和事件作为最重要的报道对象，不仅包含“一线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属”这样具备新闻价值的核心人物，疫情中的普通人也拥有了超乎想象的话语权。报道集中于强调普通人在疫情中的处境、感受和为抗疫做出的种种努力。如GQ报道《疫情中的武汉孕妇：我想活命，我的孩子也是》，三明治的《封城满14天了，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通过对个体的叙事展现其背后有相同处境的群体。

　　在非虚构写作参与疫情报道的过程中，官方话语淹没在“普通人”的叙事里，集中于关注疫情大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沉浮。但官方信源的确实难免“失焦”，不仅使得非虚构在疫情报道中难以起到良好的健康传播职能，还易造成“医患对立”“官民对立”等刻板印象。如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上海亲历者：民古屋机场冲突始末》，仅以展现个体故事为主。欠缺与公权力的对话。

　　出于个人安全和交通限制等考量，疫情期间的非虚构写作报道中，记者真实在场的痕迹更少，更多采用“隔空访谈”的方式。对于记者而言，这样的消息来源是相对扁平的，他们难以通过“在场”获得更多维度的信息。记者的“在场”有益于新闻真实，增大报道的文学性，在场式书写更能调动读者的感官，使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共鸣与启发。写作者们通过其他方式填补了情境的空白。比如“网络观察”在《普通人李文亮》一文中，运用大量对李文亮医生在社交网络动态的观察进行写作，人物因此立体丰满。

　　1.除了延续开掘底层视角的传统，更可以尝试更具公共性和新闻性的选题，避免同质化，不断探索非虚构写作在新闻领域的边界。

　　2.在放宽写作者身份要求时应该审慎，未经专业新闻训练的非虚构写作者，在对公共性议题进行叙述时可能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有失平衡。

　　3.通过各种方式的“在场”，在提升真实性和可信度的同时，丰富文章内容，提升可读性。

　　[1]田香凝,刘沫潇.新媒体时代非虚构写作的现状、问题与未来[J].编辑之友,2019(08):55-59.

　　[1]葛书润.底层视角与残缺视野——基于新冠疫情中“非虚构”写作的报道框架实证分析[J].中国记者,2020(04):114-117.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