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数字新闻的社会效应：关系、仪式与社群
2024-08-24 16:58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
基于对数字新闻生态属性和特征的分析，本文认为数字新闻具有三种基本社会效应：构建关系、创造仪式、整合社群。
新闻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构成与运转的重要一环。经典新闻学理论认为，新闻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有意图的建构。对个体而言，新闻是认知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图式，人们通过新闻的框架和叙事界定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对社会来说，新闻则是传统得以维系、惯例得以形成、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渠道，新闻作为不可替代的“真相标识物”成为保持社会结构稳健的安全阀。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新闻与社会之间距离的极大缩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判断。
一方面，新闻实践对社会进程的嵌入更加紧密。在前数字时代，新闻实践是以媒体机构为载体的职业实践，实践者主体则是共享特定专业性理念的文化精英群体，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这就决定了新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与具体社会事务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距离感。而在数字技术可供性的培育下，新闻演变成了一种在媒介化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关系，新闻实践的人类主体也向数字新闻生态下海量积极的行动者弥散，“新闻人”由是从一种精英化的职业身份转变为一种日常文化身份。[1]据此，新闻的观念和文化得以实现与社会进程的深度交缠。
另一方面，全球新闻业进入平台化阶段。数字化不仅培育了新的新闻实践方式，而且也重塑了新闻业的政治经济结构。社交媒体平台及其背后的高科技公司成为新闻生产和流通的主要场景，原本发生于私人生活范畴的新闻接受活动也因平台效应而变得可见。在平台生态下，流量成为衡量传播效果的新尺度，这导致了新闻的产品属性持续弱化、关系属性不断加强。基于流量经济规律，受众（用户）的情感主动性成为新闻业维系生存、获取利润的关键，盖因唤起和激发用户行动是流量最直接、最有效的来源。于是，新闻前所未有地成为大规模情感抒发与群体行动的触媒，平台则系统性鼓励这一状况并从中获利。新闻的社会功能由是超越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建构，而获得了一种更具介入性色彩的社会角色。[2]
因此，我们需要在数字媒体的技术—文化语境下，重新评估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并据此理解数字新闻的社会效应。这项工作既是我们严肃检视数字新闻的必需，也是我们从新闻学视角准确理解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路径。
基于对数字新闻生态属性和特征的分析，本文认为数字新闻具有三种基本社会效应：构建关系、创造仪式、整合社群。
既然我们将数字新闻的本质定义为“关系”，那么持续构建不同形式的关系也就自然成为数字新闻最基本的社会效应。可以说，数字新闻实践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在通过不断创设连接、搭建网络、制造交互的方式，确保各种类型的关系的持续生成。
数字新闻所构建的关系的种类极为丰富，最紧要者包括三种：人类新闻行动者与新闻事件之间的关系，新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行动者与新闻生态之间的关系。
在数字新闻生态下，事件驱动（event-driven）的新闻发生机制仍然有效。每当有对公共生活具有潜在影响，或对社会心态构成显著冲击的新闻事件发生，新闻行动都会被触发，相应的舆论结构也会随之形成。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由于新闻参与机制的高度开放，行动者数量众多且属性各异，因此事件在数字新闻生态下的扩散是一个完全不可控的过程，事件会触达哪些人并与其情感经历发生何种“化学反应”也是一件完全不可预测之事。由是，数字新闻生态下舆论演化的基本方式是“涌现”，充满随机性；[3]而平台则会借助其强大的技术可供性在新闻事件与海量相关或不相关的用户之间建立连接、鼓励互动，从而持续强化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
数字新闻生态在不断促进新闻事件触达海量用户的同时，也让那些具有相似个人经历或情感结构，并具有强烈行动意愿的用户更容易实现虚拟聚集，从而也前所未有地在人类新闻行动者之间建立起广泛的交互关系。这种泛向人际网络的形成主要通过数字媒体的各种技术配置实现：便捷的标签（hashtag）使得分布于不同时空情境的同议题新闻很容易被集中获取，丰富的“转评赞”操作让新闻行动者的意图和情感高度可见，而功能多样的群组模块则支持基于各种维度形成的虚拟社群的形成。此外，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重要，数据、创新内容生产工具、新型平台……这些技术或制度安排并不仅仅辅助用户参与新闻行动，更基于其可供性为新闻行动设定了框架、开拓了空间。[4]可见，在数字时代，新闻议程的演化高度依赖多元行动者的交互实践和自组织行动，新闻生态赖以维系的基本资源——数据和流量——也在这种富含关系的行动者网络中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而数字新闻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关系构建效应，集中体现于行动者和数字新闻生态之间的关系。新闻作为生态系统的属性，决定了一切行动者都是与之共生的“物种”，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整个社会的数字化演进趋势表明，新闻已经从一个独特的专业领域转变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生活世界，而人将越来越难以脱离“新闻世界”与自身存在之间的捆绑。[5]这种深刻的关系一方面体现于人对新闻生态日益深重的心理依赖，要摆脱这种依赖往往需要通过“新闻回避”这种戒断式的方式完成；[6]另一方面则指向了一种全新的、带有鲜明的“后人类”色彩的文化的形成——人不再是社会进程不言自明的中心和主导者，其主体性或将需要通过某些形式的抗争才能得到申明。[7]
通过对上述三种类型的关系的持续构建，数字新闻推动了一种连接性、网络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传统意义上的生活逻辑和普遍性行动规则也将被改写，向更具混杂性和流动性的方向演化。
新闻不仅生成和扩散信息，而且也为事件、社会进程和生活本身赋予意义。传统新闻对意义的生产主要是通过新闻叙事实践和新闻阐释机制实现的；而在数字新闻生态下，意义则主要来源于不同类型与规模的情感仪式。由是，创造仪式也就成为数字新闻的另一种重要的社会效应。
所谓新闻仪式，通常体现为一种旨在塑造特定新闻体验的媒介展演。在数字新闻生态下，策展人——即善于对不同类型的新闻信息进行整合、编辑和排布，并借助不同数字工具的技术优势创造新闻流、构建新闻仪式的新闻行动者——通过建立以展示和感染为目标的符号体系来制造情感卷入效果，并借此来培育特定价值观念的认同。这与经典媒介理论中“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作为仪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ritual），以及“仪式传播”（ritual communication）等概念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受益于数字媒体可供性和平台的运作机制，数字时代新闻仪式的创造较过去更为容易：一方面，策展人作为具有特殊优势的关键行动者，往往能够调动丰富的技术和象征资源来实现对特定新闻事件的展演和对舆论氛围的影响，其行动成本极低，潜在的收益却很高；另一方面，平台用户的情感主动性已在众声喧哗的话语环境中被唤醒，其原有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也变得高度可见，这就使得新闻仪式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文化势能。
尽管数字新闻有着天然的仪式性特征，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事件和新闻行动都能创造大规模的情感仪式。通常，只有那些能够与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情感结构产生关联的事件或行动才能充分激发数字新闻的仪式效应。例如，2021年5月23日，袁隆平院士去世的新闻在社交媒体平台催生了大规模的哀悼性群体仪式，成为特定年龄段的中国人抒发并构建共同情感认同的标志性案例。[8]在全球范围内，大型新闻情感仪式往往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升密切相关。在数字新闻生态下，由于连接机制的广泛存在，持有特定情感和价值立场的人往往十分容易找到“同道中人”，这便为仪式的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关系基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仪式都是大规模的，根植于特定社群的新闻仪式实践也极为常见——比如苹果公司新品发布会的新闻在科技爱好者群体中产生的效应。总之，事件或行动本身并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新闻仪式，它们所扮演的是催化剂的角色，关键在于对普遍性社会情感结构和用户社群化现状的接合（articulate）。
数字新闻仪式常体现为强烈情感的集体表达，因此兼有非理性和排异性特征，而且存在纵的可能。[9]于其目标人群而言，新闻仪式能够发挥弥合分歧、强化认同的作用；而在非目标人群看来，这种情感化的集体行动往往伴随着原有观念矛盾的进一步固化和情感极化的形成。因此，数字新闻生态常被视为愈演愈烈的舆论极化结构的主要成因。[10]但对于跟数字技术交缠共生的行动者来说，不同形式的新闻仪式却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意义赋予机制。从个人体验角度看，新闻仪式具有情感疗愈功效，可以鲜明和即刻地塑造“想象的共同体”，帮助个体对抗其遭遇的疏离和区隔；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新闻仪式则为公共生活标示出价值认同的中心，在“局部”维系了人类情感结构的传承，遏制了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蔓延。
长期以来，共同的新闻接受活动一直是社群（communities）得以形成和延续的一个重要方式，社群成员通过阅读相同或相似的新闻内容获得对外部世界相近的理解。在数字时代，新闻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新闻不但能够维系传统社群，而且还能培育新型社群，更可通过对社群体系的有力整合影响整个社会的组织形式。
数字新闻强大的社群整合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数字新闻生态下，新闻实践不再是专业性的信息生产实践，而是介入性的日常文化实践；人的新闻经验也不再局限于浅层的新闻接受，而是转变为深度的“新闻卷入”。新闻遂前所未有地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包括身份、情感、兴趣、意志、价值观等——发生深刻的交缠，这同时强化了对人的聚类和区分。由是，人们变得比过去更容易找到同类，也比过去更容易看到他人与自己的差异。第二，数字新闻实践的过程高度依赖关系网络，信息的传递、意义的生成和情感的扩散几乎完全在复杂而细密的群体和圈层结构中完成，这使得人们对新闻经验的获取会在不同程度上强化既有的社群或培育新的社群。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新闻生态就是在“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张力中形成的，而数字新闻实践则是在行动者于“聚集”和“排斥”间的振荡中实施的。
在数字新闻所塑造与维系的社群中，最重要的是广泛存在于不同平台亚生态的新闻阐释社群，这类社群或基于特定新闻事件聚合而成，或基于对一般性的新闻讨论或参与活动的兴趣凝结而成。新闻阐释社群往往以标签运动或网络群组的形式存在：前者的成员很多是临时性的，却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强大的舆论效应；后者则有不同程度的自组织色彩，其成员构成相对稳定，且成员在社会背景、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更具同质性。[11]不过，更常见、对社会文化风貌影响也更大的则是趣缘社群，也即基于相似的兴趣（interests）凝结而成的社群。对特定新闻事件或一般性新闻行动的参与自然是一种兴趣，但通过深度卷入某些新闻议题的接受或流通活动（如积极参与科技新闻的检索、分享与讨论）来维系和强化既有的趣缘社群则是更为普遍的情况。在数字新闻生态下，几乎所有主要种类的趣缘社群——涵盖科技、时政、文史、美学等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更为有力的整合，其成员不但在新闻参与活动中不断强化既有的观念框架和身份认同，而且也通过介入性的新闻行动有力地塑造了社会结构。
在数字新闻强大的社群整合效应下，社会拥有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人的聚合与区隔不再仅仅基于地理、语言、性别、国族等传统维度，更拥有了兴趣取向、情感体验、生活经历等更为丰富和细腻的依据。新闻不但作为共享的信息接受经验维系社群，更作为介入性的行动体系有力地塑造整个社会的社群结构及社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和群体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得以更为直接地塑造社会议程、推动社会变迁；而传统机构权威则在趣缘逻辑的日渐强盛下进入衰微期，机构不信任情绪弥漫，“专业何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成为一个攸关的问题。[12]新闻实践成为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动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新闻的认识论地位在数字时代发生的质变：从社会进程的记录者和参与者，演变为社会进程的介入者和塑造者。
数字新闻具有构建关系、创造仪式、整合社群的强大社会效应，这是我们在当下理解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经验基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此现实做出价值层面的反思。一个对社会介入程度更深、塑造力更强的新闻生态，必然需要更为有力的规范理论对其加以约束。
在辨析数字新闻的社会效应时，应不断对两个问题进行评估：一是人的主体性究竟得到了维护还是受到了新闻生态的控制，二是新闻对人群的聚类和区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原则。在强大的平台逻辑下，更丰富的路径选择并不必然意味着更确凿的行动自主和文化自觉，更广阔的关系网络也未必带来更有效的交流和更充分的理性。从很多方面看，人在数字新闻生态下似乎变得更加孤独，却并未更加自由。对于新闻实践的终极价值目标的探索，还需要更多的检视、反思和批判。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批准号：20&ZD318）、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深圳大学数字媒体文化实验室”（编号：2020WCXTD019）阶段性成果】
常江.数字新闻的社会效应：关系、仪式与社群[J].青年记者，2024(08):71-74.
